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集全力开展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并取得重大战略性成果。与此同时，疫情在全球持续形成大流行态势，目前已蔓延至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确诊病例突破万例。在这场危机中，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的趋势更加明显，国际舆论标签化、污名化中国的倾向更加明显。如何有效化解风险、化危为机，直接关系到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如期实现，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的顺利开启。
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院长于运全认为，在后疫情时代中，面对复杂多元的国际舆论环境，中国对外传播工作应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守正创新，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深入发展，不断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的全球感召力影响力，为中国在新时代推进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支撑。
如何以守正创新精神推动我国对外传播高质量发展？●●
1、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进各国团结合作。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方向，面对病毒的无差别攻击，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团结合作是战胜疫情最有力的武器；
2、以文明交流互鉴为指引，推动中西文明平等对话。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我们要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既要让西方体验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也要汲取西方文化中的价值营养，使中华文化成为能够和西方文化平等对话的一方，在世界文明语境中获得广泛的理解和尊重；
3、开展分众化差异化传播，广交朋友增进共识。对于不同国家和地区，我国应相应采取精准、有效的传播策略。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深化多领域多层次的交流合作，推动双多边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对欧洲等西方国家，要增强双方利益交合点，化解认知分歧和风险点。对美国，要坚持沟通宣介和舆论斗争“两手抓”，创新开展对美民众特别是年轻人的传播工作；
4、创新理念机制，开创对外传播工作新局面。新的历史大势凸显出对外传播工作改革创新发展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积极有为、主动作为，推动对外传播工作的理念机制创新，着力重塑外宣业务、重整外宣流程、重构外宣格局，构建起政府引领、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市场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多元主体大外宣格局，不断开创对外传播工作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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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疫情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深刻影响
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重大论断，深刻揭示了世界新的时代特征。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世界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显著增多。国际力量对比、国际格局演变、全球治理变革、全球化进程等方面，都将因此次疫情而发生深层次变化，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进入新的阶段，面临新的调适。
国际主要行为体力量对比更加趋于均衡。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核心是一个“变”字，本质是国际主要行为体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崛起成为全球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中美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实力更趋平衡和接近。疫情全球大流行期间，中国之治与美国之乱的对比更加鲜明，美国国际地位和全球领导力的相对衰落愈加凸显。
中国在较短时间内有效控制住疫情，保障了人民基本生活，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经济表现出坚强韧性和巨大潜能。而美国国内疫情蔓延态势迟迟无法得到有效遏制，50个州、首都华盛顿特区和4个海外领地历史次全部进入“重大灾难状态”，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均高居世界第一，导致美国自顾不暇，这是其年以来首次没有大规模对外参与的全球性事件。
美国前助理国务卿、亚洲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坎贝尔，与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中国战略计划负责人多希联合发文，将此次疫情视为年苏伊士运河事件的再现，认为如果应对不力，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将受到严重挑战。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桥水基金创始人达里奥表示，美国是当前最强大的帝国，正处于相对衰落中，而中国正在迅速崛起，没有其他大国能与之相比。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评论也认为，中国对国内外疫情的应对表现得更像全球领导者，“而我们却不是，未来中国会进一步填补世界领导地位的真空”。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研究员马凯硕直言，疫情将会加速已经开始的变化，即从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化转向更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化。总体上，虽然国外的很多专家学者认为美国的综合实力仍在中国之上，美国并未丧失国际领导地位，但中美实力更趋均衡已经成为国际社会较为一致的认知和共识。
儒家文明圈崛起加速国际格局多极化进程。
21世纪以来，国际格局演变进程日益加快，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世界力量多极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稳步向前推进。其中，亚洲地区的经济、科技实力明显提升，人口规模、资源潜力全球领先，具有强大的发展后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按购买力平价标准衡量，年亚洲GDP的全球占比为34%，而美国与欧盟合计占比仅为31%；亚洲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3%，美国为11%，欧元区仅为4%。
疫情期间，以儒家文明圈国家为代表的亚洲地区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中国、韩国、新加坡、日本等儒家文明圈国家的抗疫成效明显好于欧美国家，很大程度上在于儒家文化服从权威、提倡克己、重视集体、崇尚奉献、尊重知识。
美国哲学家乔姆斯基肯定亚洲国家通过遏制措施抵御住了“疫情的第一次暴发”，认为这次疫情将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暴露无遗。《世界是平的》一书作者、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表示，这次全球抗疫是划时代的，以前有公元前和公元后，现在有抗疫前和抗疫后，“今后我们需要调整（重自由、轻秩序的）文化结构”。在中美两国分别经历过隔离的美国格林内尔学院教授珀曼以亲身经历表示，在中国有一种明显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精神，相比之下，崇尚个人自由、缺乏政府领导使美国人暴露在病毒之中，“我们可以从中国人身上学到很多经验，包括个人必须接受自己的责任，要为集体利益牺牲某些权利”。随着亚洲地区重要性的日益提升，世界经济论坛载文称人类已迎来“亚洲世纪”。麦肯锡全球研究院联席院长华强森发文称，亚洲将最先战胜疫情、克服疫情影响，并引领后疫情时代的世界新常态，亚洲世纪真正开始迎来转折点。文明的力量而非资本的力量成为国际格局加速演变的助推器，这在冷战结束以来是少有出现的。
全球治理赤字凸显促使体系变革加快推进。
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各国日益相互依存、命运与共，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西方中心主义已难以为继，西方的治理理念、体系和模式越来越难以适应新的时代潮流，国际社会迫切呼唤新的全球治理理念，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治理体系。此次疫情大流行的影响已经远超卫生领域，涉及世界经济、非传统安全等各方面。包括卫生领域在内的全球治理赤字凸显、应对疫情的领导力协调力缺失，是世界面临的一个困境。各国特别是西方国家在疫情应对方面反应迟缓、决策失误，自保倾向明显，相互之间缺乏充分的信息沟通和政策协调，同时世界卫生组织的作用和权威性受到质疑。西方国家指责世界卫生组织偏袒中国，对疫情全球蔓延负有责任。美国再次带头破坏现有治理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以世界卫生组织未能完成美国要求的改革为由，宣布退出该组织。
面对疫情的持续蔓延，全球治理体系也在进一步完善和加强。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呼吁建设一个更加强大的世界卫生组织，建设一个更加健康、安全、公平的世界。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上，多国领导人在讲话中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在抗击疫情中发挥领导作用，并宣布了具体措施。据报道，联合国将创建全球冠状病毒基金，为各国患者治疗提供支持，协助卫生系统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应对疫情危机及疫情带来的长期不利影响。与此同时，世界主要国家通过二十国集团（G20）等机制加强疫情防控、稳定经济等方面的合作。在G20领导人特别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国际协调合作提出了中国方案，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欢迎和高度评价。多个国际知名智库包括美国智库均发布报告，建议G20国家加强疫苗的研发合作，加大对贫困国家抗疫资金支持，同时尽早制定统一的经济应对措施，取消关税壁垒和一切保护主义行为，合力应对疫情、稳定全球经济。
全球化进程将经历更深层次的螺旋式调整。
地理大发现以来的多年间，全球化进程持续推进，大体经历了3个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历史特点：第一阶段以15世纪末开启的欧洲中心化和资本主义殖民化为特征，第二阶段以20世纪的美苏对立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为特征，第三阶段则以冷战后的美国中心化和世界经济全面一体化为特征。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逆全球化、反全球化势力明显抬头，全球化进程明显放缓，并逐渐向以美国和中国为核心的新一轮全球化开始转变。
当前，疫情蔓延给正在经历调整期的全球化进程带来了深远影响。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沃尔特表示，疫情将强化国家权力，加强民族主义，全球化将进一步消退，世界将变得不再那么开放、繁荣与自由。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郑永年认为，疫情不会终结全球化，世界将回到20世纪80年代前以传统投资与贸易形式为标志的“有限全球化”状态，未来全球化或许是分别以美国和中国为中心的“一个世界、两个市场（体制）”。原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加勒特表示，全球化将进入新的阶段，生产供应链会更加靠近本国且储备充足，这可能会降低企业短期利润，但整个系统会更具弹性。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尼布莱特认为，疫情蔓延迫使各国自顾不暇，一旦各国再无意愿保护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共同利益，现有全球经济治理架构将迅速萎缩，新冠肺炎疫情可能成为压垮经济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总体上，虽然很多专家的观点和角度存在差异，但“世界短期内难以回到21世纪初互利共赢的全球化状态，各国将加强对本国经济主权的掌握”这一观点成为国际社会的认知主流。全球化进程将进入一个螺旋式的调整期，其中孕育着新的形式和特征。
02世界大变局下国际涉华舆论环境更加复杂多元
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全球性的“黑天鹅”事件，引发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变。其间，我国要应对的不仅是一场疫情战，也是一场外交战、信息战、舆论战。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性成果，以及我国积极开展对外合作与援助，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将是不争的事实。不过，在讲述中国的防疫故事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不断炒作、翻新“中国威胁论”的新话语新版本，这将深刻影响后疫情时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国际涉华舆论环境将更加严峻复杂多元。
中国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将日益上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公共卫生安全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需要各国携手应对”。中国积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促进全球抗疫协商合作、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支持发展中国家做好疫情防控和恢复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切实发挥了负责任大国的作用。
我国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发挥领导作用，加强疫情防控信息共享；强化与二十国集团、欧盟、东盟、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欧亚经济联盟、非洲联盟等现有国际机制的联系，积极打造“健康丝绸之路”，务实推动疫情防控的地区合作；积极开展对外援助，已向全球多个国家分享疫情防控诊疗方案，向个国家和地区出口大量防疫物资，向19个国家派出21支医疗队，未来两年还将提供20亿美元的国际援助，受到有关国家的一致好评。
俄罗斯总统普京指出，中国向遭受疫情的国家及时伸出援助之手，为保护世界人民健康安全作出重要贡献，为国际社会树立良好典范。法国前总理拉法兰表示，法国有句谚语“困厄之际的朋友才是真朋友”，中国充分开展抗疫国际合作，向有关国家提供医疗物资援助，积极分享抗疫经验，体现了大国担当。英国48家集团俱乐部主席佩里表示，中国不仅积极帮助其他国家抗击疫情，还致力于继续扩大改革开放、为世界经济稳定作出贡献，以实际行动诠释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这种合作和开放的态度在未来应对全球性问题上也是各国应该坚持的方向。同时，我国积极通过媒体报道、对外出版、智库交流等多种公共外交形式，讲好中外共克时艰、合力抗疫的故事，国际话语权和道义感召力不断提升。
西方对中国理性中夹杂警惕的矛盾情绪更加浓重。
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我国向西方国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受援国政府多次表示感谢，较为理性、客观地评价了我国援外工作。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专门用英文、法文、德文3种语言录制视频讲话，感谢中国为欧盟国家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提供支持。年3月，在七国集团外长会议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提出，拟将“武汉病毒”这一说法纳入计划发表的一份有关新冠肺炎疫情危机的联合声明中，遭到其他六国一致反对。六国认为，国际社会需要加强合作应对疫情全球蔓延，而使用这个词将造成不必要的分裂。很多美国专家学者也对特朗普政府这一推卸责任的行径表示反对。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认为，利用种族主义并将自身过错转嫁他人是特朗普的一贯做法，如果要给新冠肺炎起个别称，最好叫“特朗普流行病”。
不过，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上升也越来越引起西方国家的担忧和警惕。此次疫情动摇了数百年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西方优越论”的根基，使西方不得不正视中国抗疫取得的有目共睹的成绩。中国政府依托举国体制采取的政府主导、全民动员、辅助以高科技手段的大规模社会隔离模式，与西方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至上为圭臬的政治价值观不同，超出了西方社会的理解与认知范畴。近年来，在西方的民主理念和普世价值纷纷跌落神坛的背景下，中国所谓的“威权主义”抗疫做法效果显著，使西方对中国政治制度产生了不安和恐惧。这种情绪会随着中国抗疫效果的持续显现，以及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的上升不断加深。
“中国责任论”“中国赔偿论”的噪音可能加大。
3年“非典”以来，“公共卫生存在隐患”逐渐成为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刻板印象。此次在西方舆论的操控和误导下，西方国家包括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客、民众将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责任归咎于我国，认为中国“刻意瞒报数据，掩盖疫情严重程度”，造成了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叫嚣中国“承担责任”的声音比较突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副总统彭斯等很多白宫政客都公开发表过关言论，宣称中国应该为此进行赔偿。一些美国国会议员还提出跨党派议案，要求中国政府“对早期疫情应对不当的错误行为负责”。美国最近的民调显示，超过七成美国人认为中国要对疫情的全球蔓延负责。一些欧洲国家和澳大利亚的政客、民众中也不乏此类看法。近期，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印度等国的议员、媒体、律师计划向联合国提出起诉，要求向中国索赔，起诉理由是“中国疫情数据造假，让世界失去警觉”。
外界要求中国赔偿的论调于理不通、于法无据，只是西方国家为转嫁国内应对疫情不力、罔顾事实和法理的“甩锅”推责。年是美国大选年，随着美国国内选情的日趋激烈，两党候选人在选战中大打“中国牌”，加之美欧澳等西方国家部分政客依然企图就疫情责任合力向中国施压，我国面临的“问责”压力不断加大。长期看，如何增强国际社会对我国的理解和信任，促进中西方的良性对话和互动，则是摆在后疫情时代我国面前的一项紧迫课题。
“经济去中国化”的论调可能形成声势。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蔓延，西方社会发现，他们自己无法生产和供应充足的口罩、防护服、医疗用具、药品等物资，需要从中国进口。西方国家对本国缺乏关键医疗战略物资的保障能力感到担忧。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意味着国民健康福祉掌握在其他国家手中。为确保自身经济安全，西方舆论重新认识到制造业的重要性，不断抛出“去全球化”“去中国化”的论调，敦促政府通产业回归、重建供应链等方式加强战略物资储备，摆脱对中国供应链的“过度依赖”。对美国来讲，这是总统特朗普尤其希望看到的。因为其一可以帮助支持加速中美脱钩，其二可以帮助推动美国重振制造业，这是特朗普为入主白宫所作的最大、最重要承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中国是一个真正的战略竞争者，这场疫情将加速美中供应链的脱钩，“我们需要确保自己拥有适当的资源”。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共和党首席议员麦考尔认为，美国80%的医疗物资供应来自中国，这使美国处于被动地位，“我们必须摆脱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美中关系回不到以前了”。
疫情之后，西方发达国家预计将逐步弥补和完善各自或区域化的完整产业链，形成多个竞争中心，推动产业链“去中国化”。当前，稳定中国经济增长基本面的核心是稳定产业链。产业链如果受到冲击，恢复的时间长、代价大，甚至会影响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因此，“经济去中国化”这种论调一旦在国际社会形成声势，将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长期不利影响。
美国对华外交战、舆论战、信息战将愈演愈烈。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后，明确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和“修正主义国家”，声称要同中国进行全方位的长期战略竞争，对华发起贸易战便是一项重要策略。年初，中美正式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但两国贸易争端问题尚未得到彻底解决。疫情期间，美国不但没有与中国加强合作、共同应对，而是反华调门更加高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多次讲话中直接将新冠肺炎病毒称为“中国病毒”，对中国进行造谣抹黑，令全球舆论哗然。
与此同时，美国竭力加大对中国的全面施压。技术方面，持续打压华为，一直试图将孟晚舟女士引渡到美国进行审判，并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渲染华为对国家安全、民主制度的危害；人文交流方面，将15家中国新闻机构纳入《外交使团法》适用范围，限制他们在美国的活动，并暂停部分所谓“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入境；涉台涉港涉疆议题上，将“年台北法案”和“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签署成法，并宣布撤销香港的特殊待遇地位，公开干涉中国内政。蓬佩奥还公开祝贺蔡英文连任，这是历史上美国国务卿首次公开祝贺台湾地区领导人就职；南海问题上，再次派海军电子侦察机到南海上空侦察，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印试图加强与印度在印太地区的战略融合。美国智库、媒体也连续发表对华政策报告或评论文章，基调同美国政府一致，呼吁政府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的声音不绝于耳。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研究所负责人戴利认为，新冠肺炎疫情给美中关系带来的改变就是加剧了关系恶化。年美国大选中，中国议题的分量将更加突出。在遏制中国发展方面，美国两党的意见是高度一致的。美国对华发起的外交战、舆论战、信息战正在成为一种难以逆转的惯性。
03守正创新推动我国对外传播高质量发展
当前，对外传播工作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同时也面临巨大压力。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变，我国对外传播工作应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守正创新，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不断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的全球感召力影响力，为我国在新时代推进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行前不止的精神支撑。
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进各国团结合作。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方向，这一理念不以意识形态划线，顺应了全球化向纵深发展的时代潮流，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具有最广泛的人类普适性，指明了解决人类共同问题的方法路径。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再次充分证明了人类是一个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面对病毒的无差别攻击，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团结合作是战胜疫情最有力的武器。我国积极开展疫情防控国际协作，支持联合国及世界卫生组织在完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的致辞中提出，中国新冠疫苗研发完成后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提供给国际社会，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
需要看到，疫情期间，各国的内向化倾向明显，民族主义、逆全球化势力显著增强，全球化正面临遭遇重大挫折的风险。《全球治理指数报告》指出，欧美国家奉行的孤立主义政策为全球治理前景增添了许多不确定性，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肩负起推进全球治理深入发展责任。纵观人类数百年的全球化历史，逆全球化风险长期伴随其中，始终没有阻挡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历史车轮。很多海外专家认为，这场疫情并没有造成全球化的终结，如果说它有积极正面影响，那就是让人类警醒并意识到在应对重大全球性事件时多边合作的真正利好。中短期看，疫情将导致全球化经历一个深度调整期；从长期看，人类命运已经紧密联系在一起，全球化的历史大势难以逆转。越在困难之际，我们越要坚定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全球化进程，推动世界各国团结合作、互利共赢，增进理解、化解分歧，共同开辟人类更加美好的发展前景。
以文明交流互鉴为指引，推动中西文明平等对话。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年，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发布的《亚洲主要文明相互认知度调查报告》显示，加强亚洲各类文明的相互认知和了解，在共有历史记忆上形成亚洲文明共识，是亚洲各国人民的共同意愿，也是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世界文明发展的重要途径。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期间，中西舆论战的较量凸显出双方文化的巨大差异，暴露出在西方中心主义背景下我国话语权的不足以及文化领域面临的安全风险。要改变我国在近年来西方主导的世界话语体系中的文化赤字状态，实现真正的崛起和复兴，归根结底要靠文化的繁荣和兴盛，这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是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支柱和精神基因。当前，世界上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文化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战略地位进一步显现。
在西方消费文化泛滥、人类发展极不平衡的情况下，我们要从人类文明的整体性价值中重新发现东方的价值贡献，努力寻找发掘“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要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既要让西方体验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也要汲取西方文化中的价值营养，使中华文化成为能够和西方文化平等对话的一方，在世界文明语境中获得广泛的理解和尊重。总之，要推动摆脱意识形态之争，超越发展模式之辩，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在人类文明价值体系中承续、光大、创新中华文化，进而化解西方中心论的单一认知框架。
开展分众化差异化传播，广交朋友增进共识。
长期以来，国际社会对华态度并非完全一致，不同国家、不同群体、不同机构、不同派别的态度都有所差异。《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显示，发展中国家和青年群体对中国的印象要好于发达国家和年长者群体。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暴发后，这一情况表现得更加复杂多元。首先是美国，不论是政界、战略界，还是智库、媒体，在对华立场上意识形态色彩均较为浓厚，频频曲解、误读、诋毁中国。其次是西方多国政要都不同程度地对我国积极援助全球抗疫表示感谢，但媒体和智库的意识形态偏见依然存在。最后是广大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的政要、智库专家对中国行动表示赞赏，而媒体倾向有时受西方舆论的影响较大。
对于上述不同国家和地区，我国应相应采取精准、有效的传播策略。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深化多领域多层次的交流合作，讲好在抗疫、政治、经济、人文等方面的合作故事，推动双多边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对欧洲等西方国家，要加强信息沟通和战略互信，以智库合作为抓手，推动中欧文明对话交流，深化传统友谊，增强双方利益交合点，化解认知分歧和风险点。对美国，要坚持沟通宣介和舆论斗争“两手抓”，创新开展对美民众特别是年轻人的传播工作，加强解疑释惑，同时对美国政客的不实、恶意言论要及时驳斥、坚决斗争。总体上，促进中外民心相交、相融、相通，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的理解和认同。
创新理念机制，开创对外传播工作新局面。
作为世界上的文明大国、东方大国、负责任大国、社会主义大国，我国多年来为人类发展进步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自身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日益提升。与此同时，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我国增强国际话语权、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任务之艰巨也前所未有。新的历史大势凸显出对外传播工作改革创新发展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对此，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积极有为、主动作为，推动对外传播工作的理念机制创新，着力重塑外宣业务、重整外宣流程、重构外宣格局，构建起政府引领、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市场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多元主体大外宣格局，不断开创对外传播工作新局面。
疫情期间，我国对外传播机构积极主动开展工作，向世界全方位讲好中国抗击疫情的故事，生动体现了我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负责任、有担当的大国形象。同时，西方对我国开展的舆论战将向常态化、复杂化方向演变，我们要做好长期应对的准备。对此，我们应进一步把握对外传播工作特点和规律，拓展传播渠道方式，创新对外话语体系，提高专业化精准化水平，在对外传播中秉持开放式沟通理念，避免简单、直白的“说教式”宣介，从人类道义和共同价值出发，以潜移默化的方式讲好当代中国的故事、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中国人民的故事、中国与世界的故事，进一步缩小国际舆论格局“西强我弱”的差距，有效化解西方话语对我国文化安全造成的冲击和侵蚀，不断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更好展现新时代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文章来源：《学术前沿》杂志年11月（下）
原文标题：《论后疫情时代的中国对外传播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