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茅巷建德村
抗战胜利后，西迁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师生分批从贵州出发，经过艰难的长途跋涉，辗转数省终于回到了杭州，当时我的父亲在浙大文学院外语系任英语教师。在文学院院长梅光迪先生的关心和安排下，我们一家很快就住进了位于大学路北的刀茅巷建德村。我们住的房子是砖混结构的矮平房。住房的四周绿树成荫，繁花如簇，道路整洁，还有成片的大草坪。当时建德村的东面还有一段残缺的古城干墙，城墙外就是城河，每当清晨和傍晚父亲常常带我去散步，听他讲格林童话故事。有时他还常看我翻过古城墙，在河边钓鱼捉虾，父亲还买了蛐罐和蝈蝈茏，带着我在草丛中捉蟋蟀，夕阳西下时我们还在茂密的大树上捉到知了，这一切给我的童年生活带来无限的乐趣。
杭州的夏天是漫长的，最使人难忘的就是邻舍们自发组织的西瓜灯赛事了。父亲做任何事都非常认真，他精心构思，选择了众人皆知的西湖十景中的三潭印月为画面，用特制的小刀在西瓜皮表面刻出三个石塔，同时还刻上倒影和月亮，将三潭印月的塔影、月影表现得淋漓尽致、维妙维肖。夜幕降临，各家各户的孩子在大人陪同下提着西瓜灯鱼贯而出，上百只西瓜灯照亮了孩子们欢笑的脸，大草坪成为孩子欢乐的海洋。由于我父亲刻的西瓜灯构思巧妙，造型别致，得到了大家的赞赏，还拿到了西瓜灯大赛的优秀奖，这使我感到十分的自豪。
我的父母亲善交朋友，卢鹤绂、李春芬、王西彦、梁永康、谢文通、梅光迪、王仁东伯伯都是我家的常客，平时交往甚密。他们之中不少人还是京剧票友，与我父母亲的爱好相同。每到周末假期都要举办家庭京剧演唱的聚会，各家还自制点心佳肴招待客人。父母亲常带我去参加，当然使我最开心的是可以与小朋友们分享各种小吃。我父亲对程派唱腔独有情钟，他还能拉上几段京胡，替人伴奏。卢鹤绂伯父是物理系教授，是京剧谭派老生的票友，卢伯父声如洪钟，唱功韵味十足，还是我母亲学习京剧的开门老师。记得在一次学校组织的联欢会上卢伯父粉墨登场，上演谭派名剧“四郎探母”而给他拉琴伴奏的就是我的父亲。
在那个年代，居住在建德村的父辈们经常相聚在一起，谈笑风声，相互之间都用“蒋公”“李公”称呼，如同一个温馨和睦的大家庭，使人回味，使人留恋。
但世间没有不散的筵席，随着五十年代初院系大调整，建德村的父辈们各奔东西。记得有一天清晨，我们一家还在睡梦中，忽然听见有人急促的敲门声，父亲急忙披衣开门，只见卢鹤绂伯伯神色黯然站在门口，一把拉住我父亲的手说:“蒋公!向你道别了!”顿时，我父亲热泪盈眶，连说:“后会有期!后会有期!”两个人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在潇潇的春雨中，我们目送卢伯父的背影慢慢地消失在小路中。
秦望山上的红房子
一九五二年父亲被调往浙江师范学院，这里原是--年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华东差会董事会选址建立的之江大学旧址。校舍建在六和塔西面的秦望山上。这里山路崎岖，古木参天，遮天蔽日，泉水从山涧中流下，潺潺作响。山谷中还有几处蓄水池，清澈见底。高低错落的校舍依山而筑，风格各异。记得我们刚去的那一年还能听到位于校门处那座钟楼悦耳动听的钟声，不久我们家搬进上红房子，这是年建成的一幢仿西式风格的洋楼，上下二层，还带有一间阁楼，奇怪的是，房屋内部没有楼梯，上二楼要从房屋的后面登上一个小山坡，再穿过一座木制的天桥，才能进去。父亲对这里的环境十分满意，说:“这真是个看书做学问的地方啊!”当时在红房子居住的还有物理系的朱福祈教授、俄语教师舍甫琴可先生，这位俄国先生喜欢打猎，一到星期日就背上猎枪上山，每次去都还有点收获，他回家后将烤熟的山鸡、野兔肉送给我们分享。一到晚上他还拉起手风琴，用那浑厚低沉的男低音吟唱俄罗斯民歌，也许这是他思念故乡的种情怀吧!
当时的浙江师范学院正处于初建阶段父亲担任了外语系主任。五十年代初正是中苏关系的蜜月时期，国家急需俄语人才，因教学需要，父亲又承担了苏联文学的教学，为了能直接阅读俄文原著，深入透彻地对苏联文学进行研究，父亲参加了铁梦铁教授任教的俄语速成班，教学系的陈建功教授，刚从香港回国的郑儒箴先生都是父亲的同学。为了更快地掌握俄语，郑儒箴先生经常来我家与父亲练口型、学发音、记单词、练语法背诵朗读课文。俄语的发音带有卷舌音，为了能使发音准确，我父亲与郑伯伯在练口型发音时常用手拉舌头，这使我忍不住捧腹大笑，这一笑还真惹恼了平时很严肃的郑伯父他居然很久不来我家。有一天我问父亲“郑伯伯怎么不来我们家呢?”父亲回答“他怕你再笑他!”对于父辈这种勤奋敬业的精神，使我从中受到启迪，也潜移默化地影响我日后的求学道路。
父亲的性格慈祥、宽厚、善良，他对我的教育非常宽松，从不训斥我。我喜欢看小人书，他总能满足我的要求，给我购买各种各样的小人书。过了一段时间我的小人书竟有几百本，装满了几只纸箱。在父亲的提议下，我将自己拥有的小人书办成了一个小图书馆，让小朋友来借阅，分享我的乐趣。我对于外国文学名著的爱好，也是受父亲的影响，为了教学的需要，他购买了大量的苏联文学作品和世界名著，分门别类地置放在书架上，给我提供了阅读文学作品的条件。他还应邀在杭州的各高等院校，机关文化团体进行苏联文学讲座，受到了听众的高度评价和欢迎。前不久，我在整理他遗留的文稿时，发现他撰写介绍苏联文学作品《拖拉机手与总衣艺师》、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的手稿。
父亲闲时还经常与我一起爬上秦望山上的最高处，那儿原有一座天文台，在一九二年时被日寇的飞机炸毁了，只剩下断墙残壁。每年春天在这废墟上会长出一大片金*色的小*花。美丽娇艳的花朵令我怦然心动，我永远都能记住这片小*花绰约的仙姿，记住这美妙的瞬间。我与父亲采撷了二束鲜花回家后放在窗台上，这梦幻般沁人心脾的小*花给我们温馨的家带来无比欢愉的色彩。去年春天我曾带学生上秦望山写生，我登上曾与父亲走过的山路，伴着寻觅的殷切，伴着怀旧的情绪，去寻找这片曾经长满鲜花的地方。这条山路本来应该是很熟悉的，这次我感到走得很累，走得很长……天文台到了，眼前的景象使我大失所望，废墟上已是杂草众生、满目疮痍，不见当年*花似绵的美景。在迷惘中，我蓦然回首，只见在残缺的墙下有一枝小*花在微风中摇曳……顿时我潜藏在心底残存的印象，陡然一幕幕地重映出来，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凄楚。
我迈开沉重的脚步，缓步下山，来到了那已经空无一人的红房子前。在静溢的大树下，我似乎又听到了从红房子传来悠扬深沉的手风琴乐声，这琴声催人泪下……
西溪路杭大新村
往事如烟，岁月如流，我们无法记住每年每月，每时每刻发生过的事情，许多往事如逝光、如烟尘，在记忆中，留不下，也挽不住……中那是涛，那是梦，是一幅幅已经退了色的画面。
父亲在杭大新村居住的时间最长，前后有四十余年。逝去岁月中的踪迹都记录在父亲珍藏的照相本中，可是历经一次有一次的搬家，几乎将大部分照片散失殆尽。我对父亲的眷恋和追思，像已经凋零的秋叶，悄声无息地被卷入岁月的流波中去了。
顺其自然、善解人意，尊重我的爱好，这是父亲教育观最核心的东西。在我决定选择美术专业后，他更多的是帮助和鼓励。为了让我拥有更多的绘画资料，他在返回苏州故居时，带回一套英国十八世纪出版的原文版画册。画册图文并茂，汇集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经典油画、雕塑及铜板画名作。他还不厌其烦地给我翻译了图片的名称和某些重要章节，供我浏览阅读，使我从中受到深刻的启迪。父亲的信任和鼓励，使我走上了从事艺术创作的生涯，虽然这条路历经坎坷，所幸，在我对艺术的追求过程中，始终保持了某种激情和信念，让我无怨无悔。
一九六四年我被分配到浙南一个小县城工作，学校分配方案下来后，我回家告诉父亲。他急忙从书桌里找出了一张旧地图，拿放大镜在地图上仔细地寻找，很快他就找了，“你看!在这里!离杭州有四百公里吧”我顿时脑中一片空白不知所措，我对父亲说这么远，“不去了!”父亲说:“先去了再说，以后还是有机会调回来的……”
真的!“可以调回来的!”十四年后我带着妻子和六岁的女儿返回杭州。那一晚皓月当空，星星特别明亮，我父亲抱着的我的女儿问她:“小红!月亮圆不圆呀?”女儿回答:“圆呀!”父亲又问:“月亮大不大呀?”女儿回答:“爷爷，月亮很大，大得像大月饼许多年过去了，我仍然记得那一天，我从那一刻的温馨里感受了家的温暖、父亲的爱。
文革十年浩劫终于结束了，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知识分子确实饱经风霜，苦难尽尝，但是他们很快就弥合了心灵的创伤，毫无怨言，踌躇满志地迎来了“春天的故事”。在还留下的记忆里，我对父亲最深刻的印象是他对高等教育全身新的投入，他对学子概以赤忱相见、和霭如友。他善待他人善待家人，只求自己的付出，不求一点回报。他教绩斐然，著书立说。曾与中文系教授孙席珍先生、教育系教授郭智石先生合译了《古希腊文学史》，并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得到了教育部的表彰。他还与中文系任明耀先生合译英国著名作家塞缪尔?勃特勒(Samu?Butlr)的名著《如此人生》，撰写了数十万字的论文。承担了《劳伦斯文学作品论集》的编审。担任杭州大学外语系英国文学硕士生导师，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研究生，桃李满天下。
一九九二年，在父亲从事高等教学五十年之际，被国务院授予“享受特殊津贴”的专家荣誉称号。
父亲对我的创作，一直是备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