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廊就是我家的阳台。这是父亲对它的称呼。
阳台原来是开放式的，多少年一直这样，风吹进来，雨打进来，太阳照进来。后来，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社会上兴起了一股封闭阳台热。许是中国人的居室普遍狭小，家家户户把阳台封闭起来，可以成为一个能派点用场的空间。
大概是怕麻烦吧，住了很多年，我家一直都没有封闭阳台。另外，我总觉得，阳台嘛，就是应该接触大自然的。因此，直到我们这幢楼的所有人家都封闭之后，我家才不得不随了大流。
家里增加了这个小小的空间，父亲高兴得像个孩子，他把封闭好的阳台称之为“小廊”，阳台做好的那天视为“开张日”。当然，父亲的这些内心活动并没有对我们说过。我是在父亲去世后整理他留下的一些录音磁带时，看到有一段叙述对“小廊开张”的期盼和喜悦时才得知的。那份纯真得透明的心态，仿佛一个孩子在盼望圣诞节的大礼物。一时间，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这是我的曾经漂洋过海喝过洋墨水的父亲啊！
按时下的水平来看，家里的封闭阳台是低档次的：极普通的木框玻璃窗，而不是什么铝合金塑钢之类。地面、墙壁都未做任何装修，也没有摆设。最多在深秋季节，母亲会从农贸市场买几盆菊花放在阳台上，姹紫嫣红的灿烂一时。每到此时，父亲就拿张小凳坐在花前仔细端详。他晚年腿脚不便，不能去公园赏花，但爱美、爱自然依旧。看着一朵朵花儿从含苞到绽放，每天都不一样，父亲便由衷地欣喜，他始终拥有一颗童心。
等那些美丽的花朵凋零了，母亲就把*色的和白色的花瓣捋下来，调上面粉做成好吃的菊花饼。然后剪去枯枝败叶，留下根部待第二年再发。不知为什么，次年的菊花总是开得不如人意，枝干高而花朵小。实际上，第二年菊花开时母亲又会再买，但她还是要这样做，也许只为留下一份对来年的期待吧。不管怎么说，父亲的“小廊”里总算常年有了几分青葱的亮色。
自从拥有了这个小小空间，父亲便喜欢坐在里面听音乐。父亲因严重的眼疾已近于失明，晚年不得不告别他一生最爱的书本，唯一的乐趣就是听听音乐了。“小廊”里不再有风有雨，却仍有阳光照进来。大概是父亲一生经历了太多的风雨，所以他那么珍爱这个可以遮风避雨的“小廊”。没有人来打扰他，他可以在一片阳光中，静静地听自己锺爱的贝多芬、莫扎特，萧邦……，并把这视为最大的享受。
后来，我们在阳台上放了一张窄窄的钢丝床，让父亲可以躺一躺。女儿在门上挂了一串风铃，是一个个精致玲珑的金属小管，竖着的小管有点像五线谱上的音符，高高低低，参差错落地系在几根蓝色的细线上。风吹过时，发出一阵叮叮冬冬的乐音，宛若空山鸟语、泉响、琴鸣。
当时我并不懂得父亲其实是很寂寞的。寂寞或许是难以言说、难以排解的一种情绪，一种感觉，一种心境。有人甚至把寂寞视为人生难得的雅致境界，但我相信我父亲的寂寞是掺着孤独、苦涩、无奈和空茫的。可惜，是在父亲去世之后我才意识到这些。那时我每次回家都是风风火火的一阵忙，只要听见阳台上有录音机在响着，便认为父亲没事，甚至顾不上和他说说话。下意识里，那“小廊”、那阳光、还有父亲，天天都在那里，而现实生活中的机会是稍纵即逝的。我只忙于匆匆赶路了，为此，我永远都不能原谅自己。
父亲本来应该有更广阔的空间，我指的不仅仅是住房。
近来，常在电视中看到一则公益广告，一个穿红花棉袄的农村女孩子，在雪地上转圈舞蹈，最后转到了世界大舞台上。广告语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大舞台，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每当看到这个镜头，我总是感慨万端。我的心不大么？父亲的心不大么？但在那个“万马齐喑”的时代，恐怕是：心越大越遭罪，越大越倒霉。“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粮谋”。谁的心还敢大，还能大呢？
我的朋友张曼菱（作家）在“从孟母择邻想到孟父”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从我这代人的父辈——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风华正茂的那一代，数到我们为止，整个就置身于五十年代就开始的一场场运动中。社会狂潮不断冲击和洗刷着每一个领域的每一个人，每次都要找出一大批对立面作为社会的借鉴。工商界、知识界、**界……人们是按“百分比”落网的。这实在是一场场人口的反向淘汰。
那些最具锋芒和见地的，那些对这个国家和民族最有责任心的，能仗义执言的人们。具在淘汰之列。一个也不能漏网，统统赶出社会的中心。
“炒”掉了好种，留下了孬种。生物世界的发展规律是优胜劣汰，而我们则搞了几十年的“劣胜优汰”。例如：提出要重视经济规律的人，提出要控制人口的人，当然，还有提出要摆脱前苏联的控制的人……种种富国强民的观点和富国强民的人们，都一起被淘汰掉了。
及至后来，不顺眼者皆有罪。在那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治淫威下，连“莫须有”三个字都嫌多余了。连*派之争也不加入的人们，亦有第二种淘汰——性格罪或成分罪、职业罪。
在这些潮起又潮落的运动中，人们试图奉行一种“不能说真话，也不说假话”的道德原则，也难以过关。道德已经下降再下降。过了关的人，虽然保住了生活的外在，付出的代价却是“几十年软刀子割头不觉死”，人们不自觉地变得卑怯、油滑、虚浮、多疑、善变。
在我们的父辈身上，当初何尝没有那股“*河之水天上来”的英气，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古训和崇高品质，“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豪迈气概，以及潇洒，浪漫，多情？
这些超群出众的才识和人品，本应该给历史与自身带来辉煌。可是却给他们和他们的亲人带来家破人亡的灾难。
可见，“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是要以*治昌明、社会民主作为前提条件的。
我一直认为父亲是生性懦弱、胆小，甚至逆来顺受的。记得文革刚开始时，我在学校里随大流参加了“炮轰省委，火烧市委”的游行，回家得意洋洋地讲述时，父亲吓的要命，连连说：“千万不能去呀，57年的右派远没这样就被戴上了帽子。”我却大不以为然，心想父亲是被整怕了。
实际上我并未真正了解和理解我的父亲。直到父亲永远离去之后，我整理他生前以录音方式留下的回忆录，才知道他曾经是那样的英气勃勃，志存高远。
父亲出身于名副其实的寒门。我的祖父属于闯关东一族，仅初通文墨，祖母是典型的旧式妇女，斗大的字不识一个。祖父母起早贪黑的辛劳，省吃俭用供父亲上学。
幸运的是，父亲初中就读的吉林毓文中学是一所颇具民主思想和优良学风的学校。师资力量也很强。虽是私立的，经费较紧张，但在办学思想上绝不趋炎附势，而是真正重视人才的培养。因此，我的没有任何背景、身体瘦弱的父亲，可以凭着人品的优秀和学业的出众，被同学选举为校学生自治会主席。当时，金日成（原名金成柱）也在该学校读书，亦被选为学生自治会干事，父亲还与他共过事。在毓文中学期间，父亲受到“五、四”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立下了要发奋读书、为中国的富强与进步作一番贡献的大志向。
初中毕业，16岁的父亲离开了那座白山黑水间的小城，只身到北京报考高中。“九、一八”事变使祖父家破人亡。父亲是靠祖母帮人做针线活以及自己勤工俭学完成高中和大学学业的。大学毕业时，又因出类拔萃而成为中法庚子赔款的最后一批公派留学生保送法国留学……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两个小插曲：
我在高中毕业多年后遇到老同学昉，昉曾经是省级优秀生。他对我说：“其实那时我的成绩不如你，陈老师（班主任）说，如果推荐朱新地，上面肯定通不过……”为什么？因为“阶级路线”沉重如山，而我是“摘帽右派”的女儿。
这还算好的，从初中起就一直受着“另册”待遇，我对此并不意外。另一件事则让我感到震惊与悲哀：文革中一些同学从学校某办公室里翻出了毕业班的档案材料。原来，早在进高考考场之前，我们的前程就已根据家庭出身被分成了“三六九”等。我班有几个品学皆优的同学，材料上竟赫然盖着“不予录取”的大印，而一些表现并不佳的“红五类”，却是“录取机密专业”……
从这一点来说，我的父亲算是幸运的。他的青少年时代，中国教育界还奉行着孔老先生倡导的“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正是由于这种传统教育美德的坚持，许多贫家子弟才获得了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他们之中不少人后来成了国家的栋梁之材。
而父亲的后来就正如张曼菱文中所言，在某次运动中按“百分比”落网。当时他年富力强、正干着一番事业，从此他失去了那片可以翱翔的蓝天，并且殃及全家。
父亲默默地承受了这人生的大不公平。想来这大概也是多数国人在命运际遇面前的常态——因为无奈。那年月，有你分说的余地吗？谁不是从不平，申冤，到忍气吞声的接受检查、改造，到认命的。不认又怎样呢？
我在整理父亲那些关于年和年的回忆录时，时常忍不住潸然泪下，有一种痛彻心脾的感觉。客观地说，父亲是那种很纯粹的做学问的人，完全不懂*治，可是厄运从天而降，使他无从选择。当时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在很多情况下，是将被改造者推到丧失做人的尊严甚至摧残肉体来实现的。当然，如果父亲圆滑一些，可能不至于此，但他的善良老实的秉性，不谙世事的单纯天真，注定了他必然在那种险恶的风浪里手足无措，遭遇横祸。
二十多年的“改造”生涯夺去了父亲的韶华，潮起潮落的运动冲击使风流倜傥的父亲成了惊弓之鸟，他的英气和锐气都被磨蚀殆尽。
又是在父亲的口述回忆录中，我看到了这样一个情节：
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事了。父亲作为稀缺人才调到杭州大学心理系，这时父亲已是六十六岁高龄。他和我的母亲（也已六十二岁），离开了扬州安安稳稳的家来到杭州。刚来时没有住房，系里照顾他们住招待所。但父亲考虑为系里节约资金，主动提出安排一间学生宿舍即可。就这样，两老在学生宿舍一楼一间朝北的房间里落下了脚，一日三餐吃食堂地开始了艰难的再创业。
当时，国家百废待兴，父亲也如枯木逢春。可是，要父亲开设的这门课，早已被“扫地出门”十几年了。既无教材和教学大纲，也不知道哪里可找到参考资料。于是父亲和母亲（母亲多年来一直协助父亲的教学工作，却从未领过一分钱工资）只能从一切找得到的外文资料中搜寻可用的东西……
那是改革开放初期，学校与国外相关机构开始有了一些交往，时常有国外的学术名流来访。每逢此时，陈立校长便让心理系主任来叫父亲去出席作陪。起初父亲也去了几次，后来大概是觉得这些活动应酬多而实际学术交流少，白白浪费时间。有一次，当系领导又派人来叫父亲时，父亲便让母亲跑到心理系去对领导说：“朱先生在这里备课挺忙的，没有时间去接待外宾。”
父亲说：“这话虽然说得有点硬，但总算是排除了一些不必要的干扰，以后不再来找我接待外宾了，我也可以专心的备课了。”口气中竟有几分自得。
简直是大傻瓜啊！我一边听父亲的录音一边想。
君不见，有多少人削尖脑袋往上爬，有多少人为提升“知名度”想方设法的“炒作”自己。而我亲爱的父亲，竟然宁愿在那间又暗又潮湿的学生宿舍里，拿着放大镜吃力地备课，却把参加那些风光的外事活动视为浪费时间。他就不懂得，也许某些“访问邀请”之类的机会就蕴藏在这些活动中，这是上一百堂课也不一定能得到的呀！
父亲的这番表现令我惊异。按理说，他一生吃够了“坦诚”和“老实”的亏，他应该明白，在中国社会里，大多数情况下是“顺领导者昌，逆领导者亡”的。我甚至猜想，当年他按“百分比”落网可能也是这样的情况。难道他依旧不识时务？
再说，他蒙尘几十年，并无“傲”的资本。又是初到一个新单位，承蒙领导看得起，让他“出头露面”，他怎么能如此不给领导面子？如此不近人情、不识抬举呢？
然而，这就是我的父亲！他一生坎坷跌宕，怀着一颗赤子之心踏进世界，却收获了无数悲伤。可是，数十年忍辱负重的苦难不能改变他冰清玉洁的心灵，他始终坚持着自己的道德操守，永远学不会迎奉、媚俗、油滑、虚伪和功利……
实际上，我一边批评着父亲也一边佩服着父亲，同时我心中也存有深深的困惑。我觉得父亲身上是绝没有那种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的，可是，他的为人处世确实又很有些原则，对许多问题相当地“我行我素”。诸如他一生所奉行的：做人首先要正派、正直，不趋炎附势；待人要“真”、要“善”，绝不能势利；处世要“诚”、要“信”，言而有信；对工作对学术要认真严谨，来不得半点虚假；物质生活应该俭朴、但必须有精神追求……这些“认真做事，老实做人”的条条框框始终是我家不成文的家规，一直灌输到我的女儿。
我相信，父亲是秉承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那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品格的。虽然这些铿锵有力的字句看起来和父亲的文弱形象相去甚远，且父亲也从未富贵过，但这种品德确实是潜移默化在他的灵*深处，并成为他一生做人的准则和境界。
在父亲生命的最后岁月，有许多日子是在阳台围成的“小廊”，一个不到三平米的简陋空间里打发掉的。但我知道，父亲之所以能在那里过得有滋有味，是因为他内心有另一个美丽“小廊”——他的精神世界。那是一个多么丰富、广阔而神圣的世界啊！
在父亲的“小廊”里充满了爱。无论是对祖国、对事业、对生活，还是对家人、对朋友、对学生，父亲都那样坦荡、热忱。尽管一生遭受了许多欺诈、伤害和不公，却从不见他嫉妒谁、仇恨谁。我的处世信条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以善报善，以恶报恶”。而父亲却是“以德报怨”。他一辈子宽厚、仁爱，不会对任何人怀恶意，连对那些整过他的人也是这样。
父亲的“小廊”里还洋溢着一片诗情画意。父亲学识渊博，爱好广泛。大学时代和同学组过诗社，出过诗集。虽然后来从事的是自然科学，但他对哲学、美学、文学、艺术（音乐、绘画）都有很深的造诣和很高的修养。记得我小时候，父亲曾带我去看过他们的排练和演出，那是昆明市教育工会组织的一个业余文艺团体，父亲在乐队里担任第一小提琴手。许多我喜爱的苏联歌曲如“喀秋莎”“小路”等，最初就是在那里听到的。
在父亲退休以后，突然有某出版社编辑找上门来，请他翻译“都德散文选”一书。看到我们惊讶的眼光，这位编辑解释道：“是复旦大学贾植芳先生推荐来的。贾先生说了，朱先生是搞了自然科学，如果朱先生搞文学，成就和名气绝不会在他之下。”
是人类整个精神文明的财富，充实了父亲的“小廊”，让他在苦难的日子里能够拥有一片“真善美”的阳光。这份精神财富是人类的大德与大义，犹如雨露甘霖，使受它滋养的心田在霜刀雪剑之下也不会变成荒漠。父亲失去了翱翔的天空，他拼命呵护着这片绿洲，这是他的最后领地和精神家园。他顽强地背负着它，不问收获的耕耘着，播种着……
正是坚守了这片心灵的绿洲，才使经历了那么多磨难和委屈的父亲，没有变得世故、圆滑、冷漠。不仅仍有“耿耿丹心，耀如赤日”，甚至还保持着一份童心的透明与天真。
也正是这一片心灵的绿洲，让父亲赢弱的躯体具有了一种无比的力量。这力量带着他穿过岁月，穿过荆棘，穿过厄运，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生命的远方……
“轻物质、重精神”是父亲心灵“小廊”里的另一件法宝。
这一“法宝”，使父亲身为贫寒少年时有了一份自信，又使他身处异国他乡时有了一份自尊。当沦为头顶荆冠的“罪人”，这种物欲的淡泊使他在艰难困苦中拥有一种超脱；当被尊为卓尔不群的专家教授，精神的高洁又使他保持了谦和与进取。面对人生际遇的沉沉浮浮，父亲这种超越物质的精神追求一生不变。历尽坎坷的他，直到晚年行事仍带有浓浓的完美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
我至今清楚记得，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我尚年少，妹妹更小，父亲头上还戴着荆冠，家中缺吃少穿的窘况可想而知。可是，父亲把家里的厨房（吃饭也在此）戏称为“天鹅大饭店”，并开玩笑：“我们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每次吃饭时都很“阿Q”地说：“上天鹅大饭店了。”尽管此后我们还过着同样的日子，但心中仿佛真有了明亮的白天鹅在飞翔。
改革开放后，国人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和提高。相比之下，父亲仍是清贫一族，但他对这份来之不易的安宁生活显得很知足。
其实父亲也是有些增加收入的机会的。这时，知识已经值钱，人才已经“吃香”，常有单位来请父亲去讲课，父亲都以年纪大或健康差等理由婉谢了。人家便说：“并不是要您老真的讲，只要您老指导指导，到场坐一下，来回都有车接送的。”父亲仍不答应。人家又说：“去不了挂个名也行。”父亲连名也不肯挂。
来人走后，我问父亲为何不去。父亲说：“要去就要认真备课，我眼睛不好，这些工作又要落到你妈妈头上。”原来父亲是舍不得帮他操劳了一生的母亲。
我又说：“人家不是说了吗？只要去坐一坐，或者挂个名。你平时省吃俭用的，想买书还要掂量半天。说不定去那里坐一下，收入够你买好多书了。”我知道父亲想买一套新版的《大百科全书》，踌躇了很久。
父亲还是不去，他说：“弄虚作假的事我不干，要对得起人家，也要对得起良心。”
是的，这就是我的父亲，他始终恪守着自己做人的信条！“我头顶着灿烂的星空，道德律令便在我心中”，这是康德的一句名言，也是父亲一生铭记并身体力行的。尽管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里，父亲这样的人已属“稀有动物”！
我以自己的红尘之心嘲笑着父亲的观念落伍，又不得不为父亲的道德坚守，以及他那颗永远纯洁高尚的心灵所叹服。
在父亲退休多年以后，我在一次会议上偶遇杭大心理系当年的系主任汪文鋆教授，汪教授十分动情地对我说：“朱先生是个真正的学者啊！”
还有，父亲去世后，他的学生从四面八方赶来为他送行。学生们说：“朱先生具有极大的人格魅力”、“做学问要学朱先生，做人也要学朱先生”……
这些话，父亲没有听见，但我清清楚楚的听见了。
“人心有杆秤”，终于有眼识泰山！
父亲走了，永远地走了。
我常常恍惚地怀疑这是不是事实。每次走进家里，总仿佛还会听到父亲的几声咳嗽，或者是他摸摸索索的声响。我一次次忍不住朝那个封闭阳台张望，希望看到那里还坐着我的父亲。那里怎么能没有他呢？我的耳边还回响着父亲那充满喜悦的声音：“小廊开张啦”。这个小小的空间，是他最后岁月里的“金色池塘”。
我也深深地自责与后悔，在父亲孤寂的晚年，没有多抽些时间陪陪他。
父亲的眼睛一直不好，原来是高度近视，后来又查出青光眼，所以多年来备课和写检查之类的文字工作都由我母亲帮忙。晚年父亲已近失明，完全不能阅读了。于是他准备了一些磁带，每逢有学生或年轻人来看望他时，他就拿出一本喜爱的书，让人家给他读一篇文章。他一边听一边录下来，待独自一人时，再重放慢慢品味。耄耋之年的父亲终日与那只小收录机为伴，他用它听新闻、听音乐、听录音。而我，竟然在父亲沉静的外表下忽视了他内心的寂寞与苦楚。
多么希望上天能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可这机会永远也不会有了。
父亲真的走了。母亲也被妹妹接到了她那里。空空的阳台上，菊花早已干枯，只有风铃还在叮咚作响……
我在风铃的吟唱中眺望窗外。正是下班时间，夕阳下车流人流川流不息，马路对面又一座高楼拔地而起，世界依旧喧闹，生活照常继续。天地悠悠人海茫茫，所有的生命都只是匆匆的过客。一向唯物主义的我，此时却相信，像父亲这样的好人，离开红尘后一定进了天堂。我心中终于有了些许宽慰。
但愿天堂里不仅有“大舞台”，也能有这么一个“小廊”，里面洒满金色的阳光……
作者：朱新地
杭大心理系朱锡侯女儿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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