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拜读了蒋遂兄和其他学长们杭大新村的回忆文章，感触颇为深刻。读着新村里学者大家们的旧事轶闻，从那些娓娓道来的往事中，不仅读到了许多耳熟能详的人名和地名，也勾起许多童年，少年，乃至青年时期的回忆。这些文章把发生在杭大新村里的点点小事，串成线汇成面，勾勒出那幅一直留在记忆中，却又模糊不清的画面。仿佛带我越过时空，和那些久别的前辈们再一次相遇在旧时的道古桥畔。这些文章，在不同网站上读过一遍又一遍，一时竟难以释怀。不时从心底萌发出些冲动，我也想写点什么。其实我所知道的杭大新村十分有限，所经历过的人和事大多局限在六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也就是差不多从我懂事开始，持续到大学毕业那个时间段里。虽然后来又短暂地回到杭大新村居住过几年，那也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了。随着岁月流逝，许多记忆已经模糊不清。我知道，少年时看人，并不在乎其名气大小，虽然那里曾经住过许多学界泰斗和文化名人，其实他们与我并没有太多的交集。每每提起杭大新村，我总是想起我的父亲和母亲，那些和蔼可亲的伯伯婶婶叔叔阿姨们，以及曾经教导过我的老师们。在我成长过程中，正是他们给予了我太多快乐时光。我想动笔的缘由，便是想留住那份存在记忆中的爱。
老杭州大学的教师宿舍好像都与桥有关，比如道古桥边的河南宿舍，和挨着上宁桥的河东宿舍。也许杭州本来就是江南水乡，河多，自然桥也多。常常由一座桥，慢慢地演变成了一个地方。久而久之，当人们再提到桥的时候，在脑海里出现的，不再是那座桥了，而是一些看似与桥相关，却也是无甚关联的人和事来。自从步入中年后，我越来越喜欢读回忆文章。每当一些似曾相识的场景出现时，便想把自己置身于其中。童年时耳闻目睹的往事，慢慢演变成许多传奇和故事。这些故事合在一起，婉如拍岸的江潮，一次又一次冲刷去尘封，唤醒我心底的记忆。正可谓是：道古眷念，往事悠悠。好风如水，朝花夕拾。
我对杭大新村最早的记忆，大约是在五六岁的时候。那时候在西溪路边上的杭大幼儿园上学。我家住在老门牌2幢的底楼，一座二层的楼房。那时的西溪路还是一条沙石路。幼儿园隔壁驻扎了一支汽车部队。贴着幼儿园的篱笆，常能看到一队*车从马路上驶过，扬起一阵尘土，远远看去像是战场上的硝烟。对于一个小男孩来说，这可是一幅可以带来太多想象的画面。在午睡的时候，等监管的老师离开，我就会把眼睛睁的大大的，盯着斑驳的天花板，看着看着，墙上慢慢呈现出一幅幅战斗的画面：有高山峡谷，有江河湖海，墙上片片的水迹成了战场上的烟幕，再加上想象中的千*万马。一天又一天，场景不断在变，午睡的时间就这样很快地打发过去了。那时候食物缺乏，我却刚好处在特别贪吃的年龄。好在幼儿园上午有点心吃。每分到一片饼干，就先精心地啃出个特别的形状，玩一会，才吃进肚里。这样几片饼干可以吃上好久。幼儿园草地边上有个小水塘，里面长了些芦苇。有时在草地玩的时候，就会约上几个小伙伴，溜到水边。把芦苇根挖出来，洗去淤泥，放进嘴里细细咀嚼，这样可以品出丝丝甜味。幼儿园里有个葡萄架。葡萄藤的嫩芽，吃起来是酸酸的味道。我在杭大幼儿园里学到的知识差不多就剩下了这些。童年的乐趣，想起来至今仍是津津乐道。只可惜当年的小伙伴们不知现在在哪了。
旧时杭大新村2幢前，有条通往松木场的小路。在我记忆中，松木场算是杭大附近最有人气的地方了。要去比松木场更热闹的地方，大约就是进城了。那时候，进趟城不是件容易的事，公共汽车班次少，且非常的拥挤。尽管如此，进城对我来说是件十分向往的事。在城里，母亲会带我去西湖电影院或者是太平洋电影院看场电影，吃个棒冰或喝杯冷饮。饿了，就带我去吃碗湖州大馄饨，或者片儿川面什么的。父亲不喜欢进城，更不喜欢逛街。所以，进城只是我母亲和我的事。每次进到城里，我总能得着母亲的溺爱。夏天的时候，常有瓜农拉着板车，载着西瓜沿着家门口的小路一路叫卖。这时，父亲常会放下手上的工作，和我一起去买西瓜。父亲挑西瓜很有一套，*瓤的平湖瓜，红瓤的解放瓜，一买就是好多个。西瓜买回家就藏在床底下。吃的时候，父亲会命我钻到床下去找西瓜。在我印象中，床底下的西瓜仿佛总是取之不尽，有时天已经转凉，家里还有西瓜吃。我家前院里，有棵桃树。树不高，很容易爬。但是桃树会分泌出黏黏的树脂，沾在衣服上很不容易洗。但是桃树脂好玩，稠稠的，可以拉成丝。母亲常常看着我爬树玩树脂，但从来没有责骂过我把衣服弄脏。冬天里，孩子们最盼望的就是下场大雪。下完雪，就去沿山河边的水杉林里，滑雪橇，打雪仗，这些都是我的最爱。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那些年，父母亲似乎都没有受到太多的冲击。他们有更多的时间赋闲在家。这也是在记忆中，我和父母在一起时间最多的一段时期。
父亲喜欢京戏和昆曲，母亲则爱看越剧多些。家里有台手摇的留声机，父亲也收集了不少老旧的胶木唱片。其中大多是戏曲唱片，但也有不少西洋音乐。我对古典音乐的热爱，大约是和我父亲学的。父亲有时候会邀些朋友来家听留声机，我自然也混迹其中。那是我初次接触到贝多芬，莫扎特和柴科夫斯基等大师们的作品。当然，每当他们开始欣赏梅兰芳，俞振飞作品时，我便会退出找小朋友玩去了。在我小的时候，家里有架立式钢琴。每到晚上，老鼠进到钢琴里，常常会忽然发出些大响声来。后来习惯了，就知道家里又有了老鼠。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把钢琴捐给了保俶塔小学。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但也不敢问父亲。文化大革命后，父亲才告诉我，他当年十分喜欢音乐，也会弹钢琴。他对音乐有非常特别的见解。记得有一次和父亲聊音乐时，谈起我儿子弹钢琴非常有天赋。父亲突然非常严肃地告诉我当年他决定要把钢琴捐掉的原因。他说：我小时候常常对钢琴表现出异样的兴趣。他观察了许久，为了我将来不在钢琴上玩物丧志，他决心要把钢琴处理掉。父亲同时奉劝我不要让我儿子在学琴上花费过多的时间精力。他总是说弹琴是没有出路的。他提到他学琴的时候，每天至少要花一小时复习，再要花一小时学习新的曲子，这样才能保证进步。每天两个小时，对于一个不准备以弹琴为生的人来说，实在是太过奢侈了。父亲爱惜时间如同爱惜自己的生命。我还以为父亲对音乐的爱好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就终止了。没想到在他晚年的时候，他给自己买了台新钢琴。可惜我再也没有听到过父亲的弹琴声。
父亲喜欢散步，离杭大不远的*龙洞和栖霞岭是他最喜欢去的地方。那时的*龙洞是一处极幽静的地方：一条林荫道从曙光路一直通到*龙洞的山门。进山门，有石板小径贴着小池塘，穿过浓密的树林蜿蜒而上。再进一道门，眼前豁然开朗，在你面前呈现的是一座精致的小园林。园中有山有水，水边亦有亭有廊。在水榭尽处，有泉水从山崖流出，崖底有几块石墩。进到这里便可以听泉戏水。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龙洞游人不多，这里实在是一处寻幽探胜的好地方。父亲喜欢下午的时候去*龙洞，母亲则常常选择留守在家。所以每次去，他总是邀我陪伴。那时杭大周围有许多稻田，*龙洞附近还有一个大奶牛场。每次父亲带我去*龙洞，我都会央求父亲和我一起走田埂小路。有时，他也乐得答允。夏秋季节，田里水稻长得茂盛。走在田间，常听到蛙鸣声。父亲有几次怂恿我去田里捉青蛙。可惜经常是青蛙没有捉到，裤子鞋子上弄得到处都是泥巴。这时父亲倒不责备我，但母亲一定是不高兴的。在和父亲一起散步的路上，父亲会讲些中外名著里的故事，比如《基督山恩仇记》，《悲惨世界》等。父亲讲得是如此生动，现在想来依然是历历在目。有时父亲心情好，便会在*龙洞茶室里泡杯龙井，小歇片刻。这时父亲便会给我买点零食。我最常得到的是一小包的香榧子。炒熟的香榧，包在三角形的纸包里。父亲边喝茶，边看着我把纸包打开，摊在桌上，然后把香榧的硬壳咬开，再用壳把香榧的黑衣刮掉，放进嘴里。吃一棵香榧要花上不少的时间。在食品匮乏的那个年代里，这实在是莫大的享受。记得还有一次，父亲让我去问茶室小卖部有没有龙井茶叶末卖。那时我太小，不甚明白茶叶和茶叶末的区别。所以父亲反复地教我应该怎么说，一直到我学会了才放心地让我去问。我不记得那天询问的结果是什么。只记得事后父亲买了一小听油炸花生米罐头作为我的奖赏。现在回想起来，茶叶末其实是非常廉价的东西。也许是当时供应紧张，茶叶不容易买到，或者是其他的原因，我不得而知。我想父亲一定是感到有些窘迫，便想要顾及自己的面子。因为在骨子里，他也是个传统的文化人。
年，还在念高一的时候，高考恢复了。我稀里糊涂地地自学了高中的数理化，就去参加了年的高考。不多久，我收到了杭州大学数学系的录取通知书。虽然在高中的时候，我对数学还是挺有兴趣的。不过对于读数学系，我确实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当时，听大人们说杭大的理科中就数数学系最好，于是我就随了大流。其实父亲是劝说过我去学中文。我在小学和初中阶段，在父母亲的督促下，的确读过许多小说诗词。只是觉得将来若是要像父亲那样整日埋身于书海之中，实在是太过乏味。所以我拒绝了父母的愿望。这大约是我平生第一次的反叛。父亲虽有些失望，但并没有说什么。杭大数学系的教授们，多从事函数逼近论方法和应用的研究。对于他们，我总是敬而远之，除了尊敬还是尊敬。比如同住在河南宿舍的数学系王兴华教授，和住在楼下的姚壁芸教授。王先生从事计算方法研究，在国内还没有并行计算机的年代，就已经开始发表并行算法的文章了。他做过的一些开拓性的工作，是我后来从事这方面研究后，才能欣赏的了的。姚先生教过我复变函数课程。她对学生非常友好，总是笑嘻嘻的。可是她出的考试题却是很难。这是我对她的印象。出国求学时，我还专门带着她编写的复变函数问题解答的书来预备应付未来的考试。那是本不错的辅导书，至今还留在我的书架上。数学系老师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程怀玉先生。程先生教过我常微分方程。在大学期间，程先生和我父母住在河东宿舍的同一幢楼里。所以每次下课后，常有机会和程先生一起步行回家。一路上，程先生常和我谈数学，谈课程，并且解疑答惑。教偏微分方程的郑兴礼老师，也帮助过我。在他的课程中，我平身第一次接触到了所谓的索伯列夫空间。当时不解其意义，只觉得它抽象到如同天书。郑先生诲人不倦，细心讲解，终于让我尝到了学数学的乐趣。以至于后来再学索伯列夫空间的进深课程，都觉得游刃有余。大学四年，我最喜欢的课程是微分方程。因为喜欢，所以念硕士和博士学位，都选了微分方程方向。程先生和郑先生应该算是我在数学上的启蒙老师。后来父母家从河东搬到了河南，不久，又离家远行。郑先生有次来我读研究生的学校看望过我，程先生却是再也没有遇见过。至今，我还时不时地想起他们。我离开学校后一直从事科学研究。涉猎范围虽然涵盖了计算数学，应用物理，电子工程，及软件工程。但在我职业生涯中的每一天，几乎从没有离开过求解形形色色的微分方程。对于数学，我从不喜欢到为之入迷，我想是和我的成长环境息息相关。我也常常感恩父母亲的开明。我知道我没有选择学文，多少让父母有些失落。但是，他们总是鼓励我不断进取。在我读研究生阶段，无论是在国内或是在国外，父亲总能找到机会来看望我。他也常常鼓励我回国内发展，但他非常尊重我自己的选择。在他眼里，我做的每个选择总是最好的。记得当我得到博士学位后写信告诉父亲，父亲在回信时，在信封上特意写了“Dr.LiyangXu”。其欢愉之情，跃然于纸上。
在杭大新村，父母有很多年是和蒋礼鸿教授家相邻而居，蒋家在楼下，我家住楼上。也许因为同在中文系共事，父亲对蒋先生夫妇十分敬重。父亲教我称蒋先生谓“蒋伯伯”，喊蒋夫人却是“盛先生”。称人伯伯容易理解，因为蒋先生比父亲年长。但为什么不称盛先生为“蒋伯母”，我一直不明其中的原因。也许是因为父亲十分欣赏盛先生的学识吧。我印象中的蒋伯伯是位不拘言笑的学者。盛先生恰好相反，她非常平易近人，待人也十分友善。在盛先生面前，我可以放松且无拘无束。但和蒋先生说话，却时常不知觉地变得毕恭毕敬。父亲家里既有蒋先生的，也有盛先生的著作。蒋先生的书是十足的学术专著，令人望而生畏。盛先生编纂的《唐宋词选》倒是容易诵读，特别是里面收录了不少熟悉的作品。最近读到一篇蒋遂兄的回忆文章，其中提及八十年代初的一次夜宴，印象特别深刻。记得那是蒋徐两家唯一一次在家里联合接待外国宾客，一位来自日本的汉学家。在改革开放前，人们对于国外的人和事是如此的陌生，以致觉得一切外国的东西都十分稀奇。突然有一天被告知有外国人要来造访，其中的诚惶诚恐可想而知。在家里，我母亲心里没底，不知道该如何准备。父亲见多识广，觉得请人吃顿饭，实在不算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几天后，父亲差我去街上买回了一套新的景德镇瓷餐具，用来替代家里原来的餐具。宴请过后，家里从此开始用盘子替代大碗来盛菜，我觉得特别兴奋。盛菜用上盘子，像在高级饭店一样，仿佛是件极高级的事。日本汉学家的中文说得和中国人一样好，我感到很是惊讶。自那顿饭局之后，父亲开始学日语，家里的日文书也渐渐多了起来。后来，家里来访的外国人多了，我对洋人的神秘感也消失了。自从那次以后，我对烹饪的兴趣日增。每每有这样的机会，便会自告奋勇充当大厨的角色，这算是那次餐聚后的结果。蒋兄还能记得那天我们家的主菜是金银蹄髈。我记忆中我家的那部分应该是由我掌的勺。做金银蹄髈也是在情理之中，因为东阳人家里最不缺的就是火腿了。两家合谋设宴，这也是前所未有。要知道那时食品供应尚不充分，弄顿好吃的实在不易。在海外求学的时候，听说蒋伯伯病了。后来，父亲又告诉了我噩讯。有几年母亲病重，几乎年年都回家陪伴父母，那时还在杭大新村见过盛先生几回。再后来他们都不在了。
每次回杭州，只要有机会，都会去看看杭大新村的旧居，然后会会老友。谢作涵是我大学的同学,也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之一。他是杭大*治系谢瑞淡教授的公子。他父亲和家父解放前曾在温州一起同事过。这样说来，两家还算是故交。最早认识作涵的时候，他们家住在河南，靠近沿山河新盖的楼房里。作涵喜欢交结朋友，所以他家总是热闹非凡，是同学和朋友们最喜欢去的地方。特别是那时他家有台九吋的黑白电视机。那些年里，中国的足球排球还算争气，每逢有转播比赛的日子，一大群人围着小小的电视机，那份的激动，兴奋和癫狂，是那个年代烙在我记忆中特别的印记。其实那时候，我家也有台小电视机。只是父亲晚上常常看书，我的小伙伴们又特别畏惧父亲。所以从来也没有机会在自己家里这样狂欢过。我在大学时代，就像一块海绵，对所有新奇的东西都想学习了解。作涵的祖父是大名鼎鼎的中国棋王谢侠逊。其实我对下棋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一直是个臭棋篓子。但棋王的名号听起来却是如雷贯耳，特别是他曾经和周恩来下过棋。认识作涵仿佛一下子拉近了我和名人间的距离，虽然后来意识到这只是我的虚荣而已。谢家有许多新奇的玩物，比如他有砖头大小的放音机可以放些从来没听过的音乐。不久，他的放音机又升级到两个喇叭，乃至四个喇叭的收音机。在那里，我恍然觉得邓丽君和其他许多港台明星的录音歌带远好听过父亲老式留声机里的胶木唱片。我最怀念的时光，就是上完枯燥的数学课后，一群人围着录音机，一边听歌一边做作业。结果学到的知识大多忘记了，但邓丽君的歌却依然能哼唱直到今日。作涵的文采很好，打油诗常常是信手拈来，或抒发情感，或发泄牢骚。记得他曾在我的数学课本上留下过一首，可惜现在已经找不到了。年轻时不识风情，记得我恋爱中第一封情书，还是作涵兄帮助润的笔。第一本金庸的小说，也是从他借的。忘不了那个夏天，躲在蚊帐里，借助手电筒的光，一晚上读完了两卷本的《书剑恩仇录》。第二天上课时，书用旧报纸报好，完璧归赵。大学四年，我最终没能成为一名好学生。作涵兄现在也已远离了数学。他虽过了退休年龄，仍不亦乐乎地边享受儿孙满堂的滋润日子，边四处奔忙地做他喜欢的工作。如今我们各据一方，最多也是一年能见上一面。好在在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