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喜，顾左右曰：“符兆如是，吾无虑焉。”诏不衰进秩三等。
高宗入驻会稽城，时在建炎三年（年）十月十七日。是年，赵构二十三岁，陆游五岁。而宋高宗抵越之日，正是陆游的生日。高宗诏曰：王者宅中，夫岂甘心于远狩？皇天助顺，其将悔祸于交侵。惟我二三之臣，与夫亿兆之众，亟攘外侮，协济中兴！
据《鸡肋编》和南渡名臣赵鼎的一份奏折，宋高宗是脚穿草鞋、身着戎服来到越州的。显然，宋廷退至会稽，“惟我二三之臣”，已是气若游丝。但是，斯地斯民还是热情接纳了这位落难皇帝。陆游对此记忆深刻：“臣幼年亲见民诵斯诏，至于感泣。”驻跸会稽，是上个月在平江府作出的慎重决策，为此苏州人还闹了一阵。之所以选择会稽，不外乎三个原因：第一，会稽是水乡泽国，且有长江、钱塘江两道天险，所谓“重江之隔”，金国骑兵再无优势。第二，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越王勾践卑词厚礼、卧薪尝胆的故事，此际几成赵构君臣唯一的精神支撑。这一心迹，可从他抵越前写于杭州的一首诗看出，略云：“登堂望稽山，怀哉夏禹勤。愿同越句践，焦思先吾身。艰难务遵养，圣贤有屈伸。”第三，赵构的母亲系会稽人，故会稽是高宗的“外婆家”，天然有一种归属感。这可不是瞎说，南宋名士周必大在《思陵录》中披露了韦太后（显仁皇后）的身世：“显仁本会稽人。”因此，驻跸会稽，作为抗金复国大本营，其初并非权宜。可是，住了四十四天，金兵“搜山检海捉赵构”而来，高宗被迫撤离会稽。临行，吕宰相下令“从官已下各从便而去”，赵构大发雷霆：“士大夫当知义理，岂可不扈从？若如此，则朕所至，乃同寇盗耳。”但无济于事，小朝廷开始散伙，随行中书舍人李正民《乘桴记》载：“郎官以下，或留越，或径归者，多矣。”沿着浙东运河，赵构一行，一路经过山阴—会稽—余姚—明州城（今宁波）—定海（今镇海）—昌国（今舟山）—台州章安镇—温州城。直到漂出东海三百里，金兵方无奈而退。一来一回，高宗渐次驻跸明州约六十五天，舟山约七天，温州约五十天，台州约半个月。这风雨飘摇的一段，是宋高宗一生最黑暗的时期，回头看去，倒像是一部《小康王浙东落难记》的励志片。如此辗转近四个半月，高宗回到会稽，一切峰回路转。王明清《挥麈录余话》云：“是行虽涉海往返，然天下自此大定矣。”一，金兵北撤，从此再也没有过长江以南。二，南渡中建康分开、向洪州（今南昌）方向撤退的孟太后一路人马，终于会师。三，御林*迅速增强，中央权威初立。建炎四年六月庚寅，“诏浙西制置使韩世忠以所部赴行在”；七月丙辰，浙西江东制置使张俊“合万有一千人赴行在”。四，宋高宗发布《残破江浙杀戮生灵募僧道作道场祭文》，以国家名义公祭江浙死难同胞，民情稍稍得以安抚。会稽从而成为南宋转危为安之地，一时称为“行都”。高宗驻跸会稽，首尾四载：从建炎三年十月十七抵越，到绍兴二年正月初十迁临安，去掉中间避于海道的四个半月，前后合计一年零九个月又十余天，六百六十五日。改元绍兴绍兴改元，时在建炎年号已用到第五个年头的元旦（年1月31日）。改元之因，南宋史家给出了两种说法。朱胜非《秀水闲居录》谓“人言建炎多盗，炎字是两火”，王应麟《玉海》卷十三则云“建炎为两火，此离合之谶也”。但这样的解释，无疑既浅且妄。真实而深刻的动因，还当细细寻绎一番。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留有蛛丝马迹：“庚寅，上与辅臣议改元。”庚寅已是建炎四年十二月下旬，离次年元旦宣布改元没几天了。这次御前会议，应该是对改元各项事宜的最终敲定。次日，“辛卯，刘光世奏谍报敌不渡江。上谓大臣曰：‘朕当修人事，以答天意。’范宗尹曰：‘圣训及此，天下幸甚。’”看来君臣都认为改元大事合符天意。改元的仪式，《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十一记载如下：绍兴元年，岁次辛亥（金太宗晟天会九年，伪齐刘豫阜昌二年），春正月己亥朔，上在越州。平旦，率百官遥拜二帝于行宫北门外。退御常朝殿，朝参官起居。自是朔望皆如之。是日改元绍兴，德音降……
有两点颇可注意：绍兴改元，宋高宗既不受朝贺，也没有大赦天下（只降了次级的“德音”），显得非常低调；二是提醒我们，南宋绍兴元年，同时是大金天会九年、伪齐阜昌二年。当时形势，十分严峻：金兵撤至长江以北，但仍在淮河一线；南宋统治区域，各路盗贼蜂起，兵匪横行；伪齐刘豫在金国扶持下，九月初九称帝，遵用金的年号，十一月二十三日又独立建元为“阜昌元年”，停用天会八年。从时间上看，南宋改元绍兴，是冲着伪齐建元阜昌而来的。伪齐建元一个月后，“上与辅臣议改元”；再过十来天，南宋也宣布改元。如果对读伪齐与南宋的诏书，针对性更为明显。伪齐建元诏（见《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八二）曰：王者受命，必建元以正始。近代以来，仍纪嘉号，以与天下更新。……其以十一月二十三日建元为阜昌元年，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南宋改元诏（《绍兴改元德音》）曰:爰因正岁，肇易嘉名，发涣号于治朝，沛鸿恩于寰宇，其建炎五年可改为绍兴元年。
“正岁”“嘉名”与“正始”“嘉号”，皆“正朔”之谓也。伪齐自认中国正朔，南宋岂不成了僭逆？于是非改元不可。另一方面，金宋之间，赵构一直在谋求和谈。自建炎元年七月以来，南宋派出的大金通问使、大金*前通问使、金国祈请使不下十批。高宗《幸浙西迎敌诏》承认，南逃途中，一度“愿去尊称，甘心贬屈，请用正朔，比于藩臣”，也就是愿意使用大金的历法、年号。果如此，绍兴元年就要变成“天会九年”，中华民族的历史就要改写了。但是，到了会稽，赵构转危为安，于是态度稍稍转硬。改年号本身，是一次颇有*治意义的宣示：对大金，是表示不再“请用正朔，比于藩臣”；对伪齐，是宣示自己的正统地位。因此，我们对“绍兴”二字，首先须表示一分敬意。“绍兴其后”如此低调改元，是因为虚弱，国也虚，心也虚。宋廷虽逃过生死一劫，却仍如惊弓之鸟，江淮地带的金兵一有风吹草动，立刻紧张万分。宰相范觉民只有“但得不死”的所谓“无策之长策”。身在会稽，大臣们不约而同讲勾践故事，倡言“以越事为法”，所谓“外示微弱”“隐忍顺受”“包羞忍辱”等等。高宗本人之纠结、内心之苦衷，诚如刚到越州下诏所说：“欲睦邻休战则卑辞厚礼以请和，欲省费恤民则贬食损衣而从俭。”如今改元，所取名字，必须贯彻这两大关切。两宋是文人的时代，年号的名字一般取自古代典籍。起草《绍兴改元德音》的汪藻，制词精于典故，当世即有“用事切当，且尊国体”之誉。年号“绍兴”，微言大义，需要深度解读。“欲睦邻休战则卑辞厚礼以请和”，怎么通过年号向大金隔空喊话？《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云：高宗初即位，改元建炎，以火德中微故也。苗刘之乱，以为炎字乃两火，故多盗。明年还自海上，改五年为绍兴。久之，既与虏议和，遂不复改三十二年。
最后一句，颇可玩味。是否表明大金国接受了“绍兴”这个年号？按照惯例，南宋改元，必派使节赴金说明，“大国有人焉”——刘筈之类的降金汉人必会追问“绍兴”出自何典。果如此，当初南宋想传导给大金的意思就要细细揣摩了。今天我们释“绍兴”，惯性思维是拆开来讲，“绍”曰继承，“兴”曰中兴。其实，南宋以前，“绍兴”已是一个成熟的词汇。如“陛下绍兴，光开帝业”（《南齐书·孔稚珪传》），“臣闻圣王受命，以代绍兴……”（隋江总《上毛龟启》）从当时哀求“比于藩臣”的史实出发，宋廷隔空喊话或者使节传导给大金的“绍兴”，极可能取自西汉桓宽的《盐铁论·诛秦篇》的意思：宗周修礼长文，然国翦弱，不能自存，东摄六国，西畏于秦，身以放迁，宗庙绝祀。赖先帝大惠，绍兴其后，封嘉颍川，号周子男君。
大意是：西周讲究礼义，然而国家削弱，以至不能生存，东面怕六国，西面惧秦国，君主远放，宗庙绝祀。后来承蒙汉武帝的恩惠，才使周的后代又兴盛起来，封姬嘉于颍川，号为“周子男君”。这话的重心，乃在“赖先帝大惠，绍兴其后”。因此，是讲给大金听：我大宋“修礼长文，然国翦弱，不能自存”，望大金施予恩惠，继续存我赵氏。读一读建炎三年八月赵构《致金元帅书》就明白了：昔秦并天下可谓强矣，而不废卫角之祀；汉高祖成帝业可谓大矣，而不灭尉陀之国；周武帝兼南北朝可谓广矣，而许留萧察以为附庸。
金之灭宋，初无长期占领之意，而是设一傀儡，长期勒索贡赋而已。始则大楚张邦昌，继也大齐刘豫。而大宋旧臣包括秦桧等人，一次又一次投书“乞存赵氏”。赵构自己一点信心都没有：“今大国之征小邦，譬孟贲之搏僬侥耳。”于是再三哀求做金国之附庸，为此而讲了这么多典故。如今改年号，不奉金正朔，而是“绍兴其后”：一方面固然表达了顽强生存的意志，一方面又恳求大金放我一马。外交辞令，身段放低，但不伤国格。甚至可以说，是以典喻人，绵里藏针。但是，内部总不能这样说吧？这就难煞了笔杆子汪藻。依据五德终始说，“高宗即位，改元建炎，以火德中微故也”。炎者两度举火也，故建炎者意在火德中兴。可是，据《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一记载，当年初议年号，并非建炎而是“炎兴”，高宗选择了前者。如今改元，炎字不用了，中兴的旗帜不能倒，那就重新启用炎兴之“兴”。这样，绍兴改元，“兴”字早有着落，理论依据还是“五运之说”。“绍兴”替代“建炎”，重心落在了一个“绍”字。汪藻既无需说出“绍兴其后”，也不必死扣典籍引“绍兴”。高宗《绍兴改元德音》曰：朕遭时艰难，涉道寡昧，熟视斯民之荼*，莫当强敌之侵陵，负此百忧，于今五载。……致汝于斯，皆予之过。
幸高穹之未厌，哀否运之已穷。戎马虽来，边防粗备。嘉与照临之内，共图休息之期。绍奕世之宏休，兴百年之丕绪。
“绍奕世之宏休，兴百年之丕绪”，如今解读为年号绍兴之由来，但我认为，这只是停留在浅表。联想到《建炎三年十一月三日德音》中“迫于强敌，商人几至于五迁”的说法，“绍兴”之“绍”，当来自《尚书·盘庚上》：盘庚五迁，将治亳殷，民咨胥怨……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断命，矧曰其克从先王之烈？若颠木之有由薛，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绍复先王之大业，底绥四方。
通读全文，《绍兴改元德音》其实是一份罪己诏，高宗要人民体认国家之难，故引用《尚书·盘庚上》之典十分切合：昔“盘庚五迁，民咨胥怨”，今“迫于强敌，播迁会稽”，于兹新邑，欲“省费恤民”而不能。既是罪己诏，须曲尽哀词，又给出希望。“幸高穹之未厌，哀否运之已穷”一句，引导读者进入《尚书》，自去领会，意味更为深长：“若颠木之有由薛”（意谓好像倒下的树长出嫩芽）。如此一来，“绍奕世之宏休，兴百年之丕绪”，语义上无非是“绍复先王之大业”的阐发而已。绕了十万八千里，以致后世释名者如坠五里雾中。“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中华文化具有韧性的一面，历史的乐章总有低沉之处。放长历史时段，宋高宗的隐忍，是勾践故事的一次重演。同样是卑词厚礼，褒勾践而贬赵构，似不公允。王龟龄作《会稽赋》，将越国之精神诠释为“慷慨以复仇，隐忍以成事”，后一句也许是对宋高宗“绍兴其后”贴心的理解。升州为府“绍兴”本为年号，后代替越州而成为地名，也有一个过程。首先，是因为越州升府。宋代行*体制，中央-路-州-县四级。其中州一级名堂较多，有府、州、*、监之别。府、州级别都一样，但权重不一样。所以，州改府又叫州“升”府。《宋会要辑稿·方域六》：绍兴元年十月二十六日，诏越州升为绍兴府。守臣陈汝锡言：“车驾驻跸会稽，阅时滋久，它日法驾言还，恢复之功必自越始。愿加惠此州，易一府额，锡之美名，以彰临幸之休。”故有是诏。十一月十七日，又言：“本州岛既升为府，欲率官属、士庶、僧道、耆老诣阙称谢。”从之。
辛亥年乙丑月己丑日——绍兴元年十月二十六日——年11月24日，便是绍兴府的诞生之日。此前半月，宋、金在和尚原大战，宋*大胜，“兀术之众，自是不振。”消息传来，朝野振奋，越州更是喜上加喜。或许，正是这场大胜仗，“故有是诏”。其次，冠以年号，乃是“朝廷用兴元故事”。《嘉泰会稽志》云：建炎四年四月癸未，御舟自温台回，驻跸越州。明年正月一日，改元绍兴。越州官吏*民僧道上表，乞赐府额。昔唐德宗以兴元元年巡幸梁州，改梁州为兴元府。于是朝廷用兴元故事，改越州为绍兴府。
本来，按照惯例，朝廷驻跸，例可由州升府。一种办法是易“*府”之名为府名，那么越州当为“镇东府”，就像润州改为镇江府；另一种办法是择该州治下某一县名，以为新府命名，那么越州可改“诸暨府”什么的，唯不能名之曰“会稽府”，因为这是吴越国僭用过的“伪名”。但是，越人向有“会稽情结”，“会稽”之名又像周作人所说的，很是“古雅”，即使到了嘉泰年间，陆游作序的地方志，不名《绍兴府志》而称《会稽志》。于是尴尬之下，有人便想起了“兴元故事”：建中四年（年），曾任“天下兵马元帅”的唐德宗，为避“朱泚之乱”，逃至梁州（今陕西汉中）。百姓箪食壶浆，德宗以此为大本营平了叛乱，遂改元“兴元”。为感激梁州使他转危为安，唐德宗特地把他那帝王年号“兴元”二字赐给梁州，下诏升梁州为兴元府，“官名品制，同京兆、河南府”。靖康之乱，赵构也曾担任“天下兵马大元帅”。他逃到越州，“欲省费恤民”而不能，越州百姓也“烦于供亿”。准备移跸临安，高宗感念会稽使他转危为安，“眷于是邦，复我兴运”。再说，当时兴元府为北方抗金大本营，统帅张浚曾请求移跸兴元，和尚原捷报传来，让人想起“兴元故事”也十分自然。于是，以唐德宗为榜样，“用兴元故事”，宋高宗将“绍兴”这一年号赐给越州。帝王年号，庄严之物，曰国讳，不是随便可用的。当年六月，抗金猛将邵兴退*于兴元府。“张浚以其姓名与年号偶同，遂改其名为邵隆。”（《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四十七）当然，为了这份礼物，越州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首先，金兵一路追踪赵构，拟将越州作行都，也就是大本营，越州之民于是都被征用。据《续资治通鉴一百六》记载，建炎三年十月，献降的越州知州李邺“被旨造明举甲，每副工料之费凡八千缗有奇”。越州共造铠甲三千付，而一付就要费工一百二十。金兵攻越，在会稽县的东关打了个大仗，“破宋兵三千，遂渡曹娥江”（《金史·宗弼传》）。大概越人造的明举甲也派上了用场。与明州、台州、温州相比，金兵部队占领越州的时间最长，烧杀抢掠几乎遍布属下八县。王之道《代何希渊谢越守陈汝锡启》云：“圣主之东巡，适金人之南渡，干戈云扰，士庶星奔号寒啼饥者往往，衣冠携幼扶老者纷纷，原野哀哉。”《嘉泰会稽志》“旌忠庙”条云：“大驾之行，诏百司分半扈从。”一半随高宗东逃，一半人员留越，转入地下。越州人民除了直面敌寇，还要掩护留下约三千人的“分半”。待高宗转回越州驻跸，朝廷的安置是个巨大的压力。越州府衙全部让给高宗做行宫（光禁卫亲兵就有六百人），州府自己则搬到了大善寺（今大善塔尚存）。子城范围内基本清空，“百司分驻”。城内所有的寺庙、道观全部被征用，用于安顿大小官员及其家属。以西北兵为主的卫戌部队，除城外筑营，大部分安扎于城内街坊（如今的鲁迅故里一带，那时就是个骑兵营）。一时会稽人满为患，物价飞涨。建炎四年十月癸未，高宗谓辅臣曰：“闻城中百物贵踊……一兔至直五六千，鹌鹑亦三四百。”（《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十八）火灾不断发生，瘟疫时有传染，各种突发事件经常冒出来，原住民的生活影响可想而知。如《夷坚志》载：“绍兴元年，车驾在会稽。时庶事草创，有旨禁私屠牛甚严，而卫卒往往犯禁。有水牛顶臿刃，由禹庙侧突入城，见者辟易，厢卒虑其蹂躏，欲阑执之，为所触几死。时府治寓大善寺，牛迤逦入三门……”再次，财赋负担十分沉重。高宗初到会稽，贡赋不至，主要靠会稽解决。建炎三年十一月三日在越州诏曰：“惟八世祖宗之泽，岂汝能妄？”懂感恩的越人立马奉献。陆游回忆道：“臣幼年亲见民诵斯诏，至于感泣。虽倾赀以助*兴，而不敢爱。”当时有一项赋税曰“和预买绢”，《朱子语类》即云“今日惟绍兴最重”。浙东七州合计三十万匹，越州独受十四万匹。越州知州翟汝文擅自减了部分，结果被宋高宗严肃处分。“绍祚中兴”？遗憾的是，时至今日，绍兴府的由来，仍在以讹传讹。《中国历史大辞典》云：南宋建炎四年（）高宗避金兵于越州，次年改元绍兴，取“绍祚中兴”之义，遂升越州为府，以年号为名。
《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则云：绍兴府，南宋绍兴元年（）取“绍祚中兴”之意升越州置。
“绍祚中兴”之说，流传甚广，然而既于史无征，又于理不通。“绍祚”，承继帝位也。宋理宗接位，程珌上书谏：“绍祚之初，尤为进德之始……”绍兴元年，赵构登基已五年，再说“绍祚”，怎么说得通？对此，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曾有意纠正。年1月，他在《绍兴县志序》中写道：对“绍兴”一名的解释，历来颇有误传，如“绍祚中兴”等等之类。由于我们从《三朝北盟会编》卷（误，当在卷）中发现了当时的改元敕文：“绍奕世之宏休，兴百年之丕绪。”则旧时诸说，均属传讹耳食，而此名渊源来历，已可迎刃而解。
意思是“绍兴”系这两句话的“首字合成”。但这个论断也不尽准确。年号一般取自古代典籍，取自改元诏书自身某句某语，绝无仅有。应该说，是朝廷先据《尚书》确定“绍兴”二字为年号，然后交汪藻起草诏文，汪氏再据二字铺陈为二句，而不是相反。陈桥驿的论断一出，“绍祚中兴”之说遂息，然而不久又沉渣泛起。《浙江方志》年第6期发表的《陈桥驿与绍兴市志》一文云：其实“绍祚中兴”四字是在绍兴府成立之后，由宋高宗题写给绍兴府官民的府额，是先有府名再有府额，而不是相反，所谓绍兴由“绍祚中兴”而得名，是因果倒置，当然应该予以更正。
作者强调，先有绍兴府之名，再有宋高宗题的“绍祚中兴”府额。翻检年孟念珩《浙江省地名文化研究现状初探》等论文，始知这个说法今已流行。事实上，不是前后的问题，而是有无——宋高宗压根儿没题过“绍祚中兴”四个字。所有的误解，都来自“府额”或“乞赐府额”。有宋之所谓“乞赐府额”，是一种婉转的用词，具有特定含义：并不是要皇帝题写地方*府门口的匾额，而是指请求朝廷将州名改为府名，即由州升府。所以“乞赐府额”也叫“乞改府额”或“乞升为府额”。如洪州因系孝宗潜藩，知州上书曰“乞依静江府例，升为府额”。据《景定严州续志》，州上奏“乞赐府额”后，经三省讨论同意的，称“合升府额”；皇帝下的制书，曰“赐以府名”。当年越州知州陈汝锡言：“愿加惠此州，易一府额，锡之美名，以彰临幸之休。”很明确，“加惠此州，易一府额”，是请求州升府；“锡之美名，以彰临幸之休”，锡者赐也，府额乃一“美名”，不是现今时行的“题词”！事实上，赵构题“绍祚中兴”，无任何文献可支持。题写绍兴府额者，据《嘉泰会稽志》，系当时书法大家吴傅朋，人称“吴侯妙翰绝古今，高榜横空近风雨”。他题的也不是“绍兴府”三字，而是“大都督绍兴府”。之所以写“大都督绍兴府”，是因为宋代“州分六格，府有五等”，大都督府是京府、陪京府、都督府、次府、余府“五等府”中除京府以外的第一“等”府，各府皆以置设大都督府者为尊，知府必须三品以上方可出任。由越州而大都督绍兴府，地位大大提高了，其发展也将翻开新的一页。绍兴二年正月，“壬寅（初十），帝发绍兴。丙午（十四），帝至临安府”。这么短的里程，高宗居然走了四天，也算对绍兴这片土地依依不舍了。（作者系绍兴市*府聘任之绍兴古城保护利用专家）·END·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上海书评》，欢迎点击下载“澎湃新闻”app订阅。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访问《上海书评》主页（shrb.thepaper.cn）。
上海书评